“硕鼠”一窝端--重庆地产窝案
本案例摘自<党风廉政建设>专刊
被糖衣炮弹击倒的灰色名单
《法制日报》
2007年以来，重庆市陆续有8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落马”。
1．重庆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47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等职务，受贿966万元。2007年12月底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重庆渝中区原区委副书记郑维：50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委副书记，受贿120万元。2007年12月底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3．重庆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41岁，曾任重庆市规划局建筑管理处联络员、重庆市规划局用地规划管理处处长，受贿76万余元。2007年12月底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4．重庆市侨联原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47岁，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受贿5万元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2008年3月初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5．重庆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47岁，曾任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助理、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重庆大学城城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涉嫌受贿232万余元。法院2008年9月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6．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王斌：57岁，曾任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市中区分局局长、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170万元。法院2008年9月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7．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51岁，曾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涉嫌受贿1589万余元。法院于2008年9月已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8．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46岁，曾任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城市规划处处长。已进入侦查终结阶段，即将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08年11月，黄云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10万元财产，追缴受贿款232万元；2008年11月，梁晓琦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1589万余元予以追缴；2009年2月，蒋勇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然而，这份灰色的名单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2008年12月，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正厅级)犯挪用公款、受贿、滥用职权罪，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万元，对犯罪所得赃款982万余元予以追缴；
2009年5月，重庆市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市规划展览馆原馆长查红(副厅级)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2009年8月，重庆市大渡口区原副区长顾绯(副厅级)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万元。
重庆的房地产反腐风暴仍在进行中……
房地产背后的腐败
房地产业有着巨大的利用。房地产业的一些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也因此成为了一些开发商重金“公关”的对象。这些开发商用金钱、美色、贵重物品等向领导干部“进攻”，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爱好，然后投其所好。这些开发商常常借逢年过节或者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因公出差等时机，以各种名义把钱送到领导干部手里。
黄云等多位厅级领导干部，就倒在了这些开发商的手里。这些中青年干部，大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黄云，获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曾处理过重庆著名的拆迁事件；蒋勇，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长期从事规划建设工作，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专家；梁晓琦，原来在重庆某大学任教，后转而从政，并迅速成长为重庆市规划系统的专家型领导干部；查红，这位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的副厅级女官员，也曾在重庆某高校任教；顾绯，1970年出生，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历，36岁即成为大渡口区副区长(副厅级)，分管规划、建设、国土、征地和房管等工作……
然而，他们却没能抵挡住某些开发商糖衣炮弹的进攻，最终因腐败而锒铛入狱。正如梁晓琦的忏悔：“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贪欲和侥幸支配着大脑的神经，最终我留下了这笔钱，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时时感到后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收取红包、礼金之类的东西已逐步默认接受，习以为常。”梁晓琦第一次收到贿赂的时候，曾经心有不安，在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挣扎，随着地位的升高；送钱的人多了起来，所送的数额也多了起来。梁晓琦开始还能推辞不要，但最终没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收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收了小数额的，就开始收大数额的……梁晓琦的贪欲越来越大，生活逐渐变得奢侈，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
在重庆市的房地产窝案中，钱权交易在房地产开发的许多过程中都有体现，比如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等。在窝案当中，许多环节都有官商勾结的现象存在，“土地出让”和“调整规划”这两项尤为突出。例如，在“调整容积率”和“调整土地”这两方面，某些领导干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为开发商带来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惊人暴利。
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就等同于利润率，因为容积率越高，可供销售的面积就越大，获利也越多，但同时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例如，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容积率2意味着可建2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调高到2．5，其可建面积就增加了5000平方米。为了调高容积率，一些开发商会不惜血本“公关”。
例如，2003年7月，有开发商找到了重庆市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希望通过他提高楼盘容积率。原本硬性规定该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通过王政四处“打招呼”，该项目的容积率最终调整到不大于7。该开发商获得的利润一下增加了1000万余元!为此，该开发商将该项目10％的利润给了王政。
2005年上半年，某公司承接了沙坪坝区的一处楼盘，为了调整容积率，他们找顾绯帮忙。有了顾绯的“支持”，该楼盘的容积率顺利上调。为此，该公司于2006年和2007年先后送给顾绯7万元、10万元，作为调整容积率的“感谢费”。
地价是房地产业的第一个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开发的成本。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王斌，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着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土地规划等权力来进行权钱交易的。2005年，某开发商看中了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块土地。王斌通过几个“小动作”，违规降低了该土地的出让金标准，致使国家直接损失1．7亿元。事后，王斌得到了10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元的“感谢费”。
利用职权谋私利
地方政府负责人对土地有较大的调控权，他们很容易成为一些开发商行贿的目标。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就曾“帮助”某开发商在控规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方面牟取暴利。为此，他得到了3万美元的“感谢费”。2005年，黄云在一项改造项目中，为一房地产开发公司谋取私利，将本应退让
土地规划局也是某些开发商重点“公关”的对象。从2003年到2007年，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上调某楼盘容积率，使该楼盘的房地产开发商因此获得了巨大利润。为此他先后8次收受贿赂共计225万元人民币和6万美元。2004年，梁晓琦收受某开发商6万元人民币的贿赂，帮助该开发商在禁建区内建房。2006年，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让梁晓琦“帮忙”调整规划项目，向梁晓琦行贿20万余元，并以低于市场价格100万元的低价“卖”给梁晓琦一套住房。据统计，从1999年7月到2008年3月，梁晓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29家公司和个人的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589万余元。其中，仅从2007年调任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起，梁晓琦先后收受的贿赂就接近700万元人民币。
跟梁晓琦一样，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也落入了腐败的深渊。蒋勇让情妇唐某成立了嘉汇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这家规划咨询公司本身是一个皮包公司，但由于有了蒋勇这个“后台”，一些开发商开始向这家公司进行“咨询”，要求为房地产项目调整规划“出谋划策”。他们知道，嘉汇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真正的经营项目，其实是“权力中介买卖”。2004年，重庆某房地产公司希望调整其项目的容积率，向唐某的公司进行“咨询”。随后，蒋勇利用职权对该项目予以“关照”，使该项目的容积率从2．9上调至3．2。事后，唐某收到了该房地产公司支付的125万元人民币。2005年，重庆某物业公司向规划局申请将其房地产项目的容积率提高，重庆市规划局复函予以否定。该公司随即请唐某“帮忙”，使项目容积率上调。事后，该公司支付了140万元的“咨询费”。2007年，重庆某园区管委会修建办公楼，需要把用地性质从绿化用地调整为行政办公用地。为此，他们向唐某支付了9．4万元的“咨询费”，使得调整方案顺利通过审批。
作为重庆市房地产窝案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落马”的厅级领导干部的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黄云和陈明、王政、郑维等人都曾在沙坪坝区工作，关系极为密切，乃至称兄道弟。他们曾在同一时期。甚至在同一项目、同一房地产商处受贿。顾绯和蒋勇、梁晓琦、黄云是大学校友，而在案发前，他与陈明、蒋勇、梁晓琦等人关系密切，甚至互相介绍行贿人。
迟到的忏悔书
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梁晓琦向检察机关写了一封悔过书。文中坦言：“组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能够施展才华的平台，而我却利用领导的信任和职务上的便利透支了权力，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封忏悔书中，梁晓琦讲述了自己一步一步走向腐败的心理过程，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而他对在工程建设领域为宫的惶恐，对工程建设领域行贿受贿细节的反思，更是发人深省!
现将梁晓琦的忏悔书摘录如下：
“我感到，生活在一个需要自己把握的社会环境之中，需要时刻加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稍有松懈，就会开始另一种生活。我就是从某一天开始了这样一种不应该开始的生活。我从敢于接受好处费的那一刻起，每日精神上都会受到折磨，感到紧张害怕。”
“近几年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规划调整成为开发中能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一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规划，一些开发商就会送上一笔‘感谢费’，这些钱比年节礼金数额要大。刚开始我还推辞客气，后来就全部照收。这些钱带给我的不止是紧张，还有诸多的惶恐。我既不敢向组织坦白交代，也不敢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工作，那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离开规划局。”
“在我接受的贿赂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别人以‘拜年’的方式表示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个‘表示’的背后都对应着相应的支持和关照。我倍感思想防线是关键的闸口。对于红包、礼金之类的东西，如果从一开始不拒绝的话，早晚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就会全线失守，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有如此下场，自身的思想观念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不断灌输到头脑中，我在思想上就产生了对奢华生活的追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事业的追求已不像以前那么迫切，转而追求生活的质量，还想为以后的享受打下基础。这种物质贪欲会随着思想观念变化而不断膨胀，而思想观念也会向着扭曲的人生观转化。”
“如果说能够后悔，我后悔自己失职于工作。为满足开发商的欲望，我不顾城市的布局要求，致使大量的高容积率楼盘不断推出，严重损害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同时由于自身的贪婪，疏于对下属的管理，致使多年的部下走上歧途，也大量接受贿赂。我不仅害了自己，也无情地害了别人。”